卷五 崛起之机 318章 悄悄地改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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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崛起之机318章悄悄地改变
“但是，各地议会可以在最高人数限制下递减，凡递减人数，其人头经费可拨付给该议会作办公经费，以示奖励，但递减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，譬如某若干城市议会，根据该地人口总数，最高可选110名议员，但因为各种因素，只选了99名出来，那么，其中11人的人头费可以拨付给该议会。”
武爱华最恨的是后世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，机关人员越来越多，越减越多，行政成本、三公经费占用了绝大部分财政资源。一个公务员职位竟然有数千人去竞争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
关于议员的问题，武爱华早就与蒋介石达成了共识，即中央议员实行全额工资，且不低；但地方议员则实行半额工资或津贴补助，其具体数字，根据各地消费水平，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就行。
当然，中央议员虽然实行“全额工资”即专业议员，但却允许在教育、文化、商业等行业兼职，前提是不得影响议员本职工作，前提是不得担任政府公务员。譬如某位法学家，他被选为中央议员，但他本人还可以担任某个法院的法官，但却不得担任法院院长，因为院长一职就带有公务员性质。
政务院总理周nl的汇报，让只是觉得麻烦的武爱华，心头一下子凉了半截。这个民国，典型的一个烂摊子啊！
先说钱。1938年中央预计财政收入为亿华夏元，但要保持正常开支得亿元；而且，这个开支还不含军队改编后大幅度增长的薪水。现在，中央财政欠各国外债和民间债务高达亿元，按现在的财政收入状态，整个民国不吃不喝，也需要还20年。即便闽粤两省将今年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后，也只能勉强维持政府运行，想要建学校、修路什么的，想都不要想。
再说基础设施。截止1937年底，全国建好的公路才81948公里，其中近45%的公路在闽粤两省；全国有铁路26937公里，主线21389公里，支线5548公里，其中近59%的铁路在闽粤两省。
再说教育。全国拥有各类大学89所，在校学生249800人；拥有高级中学981所，在校学生约60万；拥有初级中学2509所，在校学生约180万人；全国有各类小学12800余所，在校学生450万人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2%，其中女童入学率约为2%。
再说工业。1937年底（不含闽粤），全国产钢32933吨，产生铁98560吨，产煤399万吨；全国拥有城市产业工人277万人；全国工业增加值仅为亿华夏元。
再说民生。全国处于赤贫状态的失地农民约有亿人，2750万户；城市无恒产者无正常工作者5800万人；全国拥有各类孤儿约1000万人；每年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孤儿就高达200万人。
最高监察院于佑任的汇报更是一点也不留情面。政府官员贪鄙成风，几乎很难找到不贪污之官员；少数不法商人与政府勾结，大发国难财，造成新的社会动荡；暗杀、绑架等案件层出不穷；土匪多如牛毛。最后，于佑任决然地说道，“这种情况，如再不加以改变，不要说列强侵略，就是民国自己也将把自己埋葬！”
听到这里，蒋介石脸色一变。这些，可都是他的“政绩”呢。
最高法院院长吴经熊到是没提出什么钱的问题，而是盯在“人”的问题上毫不动摇。吴经熊说，全国目前拥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才不过1000余人，而要做到每个县级法院至少一个法官，每个县至少2个律师的话，全国至少需要5万法律专业人才。
……
总统府汇报会议结束之后，武爱华恍然一算，入主南京担任这个总统竟然差不多已经三个月了，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总统当得很憋屈，每日都很忙，但除了军队上的事情之外，却毫无建树。即便恍然一悟有武爱华，面对民国这付烂摊子，也不知从何着手。因为，在国防军时代，武爱华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，下面的人执行就行，可当了总统，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所做的一切决定，都要于法有据。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皮不断，武爱华很不适应。
不过，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。
国防部长钟守富，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，各人能力可能偏下，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。在双十节过后，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，包括“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”与“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”，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，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，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。
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，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，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。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，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，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，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，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，因此，他的报告最先通过，最先获得财政拨款。
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，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。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，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。
譬如，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，曾经的“副委员长”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，其地位甚高，而这种地位，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，常常滋生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，他很不服气。于是，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，反复阅读，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，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。
第一个不同，在工作目标制定上，警察总署的报告，只有一个总的目标；而国防部的报告，除了总目标之外，还有很多分支目标、阶段目标。
第二个不同，警察总署的报告，说原则的多，说宏观的多；而国防部的报告，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，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，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，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。
第三个不同，则是落脚点不同，警察总署的目标，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，这本来是正确的，但却明显是不够的；国防部的目标，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、地方部队管理、征兵、海岸守卫等任务外，重点还在于人，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。
第四个不同，同样与“人才”有关，警察总署的报告中，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，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；而国防部的报告中，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、海岸警卫队官兵等，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，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，都罗列得很细。
分析出这些原因后，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。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，张学良开始取经。
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“守”字，但其性格并不保守，见张学良不耻下问，他立即脸色一震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张将军（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，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），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，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：换位思考！”
“换位思考？”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。
“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。”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，“在红军独立支队、独立纵队时期，总统就要求我们：在做事前，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譬如在部队管理中，我们的管理制度针对的是士兵与中下级军队，那么，这样的制度士兵与中下级军队是否认同，是否喜欢？假如不喜欢，不认同，这种制度就有问题，因为即便执行下去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在部队中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士兵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为了士兵，一切依靠士兵，只有广大士兵说好才是真的好！而要制定出这样的制度，就不能站在高级军官的角度看问题，而要站在普通士兵的角度看问题。”
“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关心士兵生活疾苦，研究士兵思想与心理，维护士兵的基本权益。”
“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？”张学良大吃一惊，他也是带兵的人，可是，这样的话，又如何做到部队统一呢。
“这个，你可以去国防军原来的老部队问问。也许，张将军会担心到长官的权威、军令的执行等。事实上，这根本就不存在问题，在军令上，我们国防军同样认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价值理念，而且我们还提出了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要求。”
“那个，钟将军（钟守富为四星上将），你能不能为警察总署支个招？”张学良算是听懂了一些，但还没真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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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崛起之机318章悄悄地改变
“但是，各地议会可以在最高人数限制下递减，凡递减人数，其人头经费可拨付给该议会作办公经费，以示奖励，但递减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，譬如某若干城市议会，根据该地人口总数，最高可选110名议员，但因为各种因素，只选了99名出来，那么，其中11人的人头费可以拨付给该议会。”
武爱华最恨的是后世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，机关人员越来越多，越减越多，行政成本、三公经费占用了绝大部分财政资源。一个公务员职位竟然有数千人去竞争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
关于议员的问题，武爱华早就与蒋介石达成了共识，即中央议员实行全额工资，且不低；但地方议员则实行半额工资或津贴补助，其具体数字，根据各地消费水平，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就行。
当然，中央议员虽然实行“全额工资”即专业议员，但却允许在教育、文化、商业等行业兼职，前提是不得影响议员本职工作，前提是不得担任政府公务员。譬如某位法学家，他被选为中央议员，但他本人还可以担任某个法院的法官，但却不得担任法院院长，因为院长一职就带有公务员性质。
政务院总理周nl的汇报，让只是觉得麻烦的武爱华，心头一下子凉了半截。这个民国，典型的一个烂摊子啊！
先说钱。1938年中央预计财政收入为亿华夏元，但要保持正常开支得亿元；而且，这个开支还不含军队改编后大幅度增长的薪水。现在，中央财政欠各国外债和民间债务高达亿元，按现在的财政收入状态，整个民国不吃不喝，也需要还20年。即便闽粤两省将今年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后，也只能勉强维持政府运行，想要建学校、修路什么的，想都不要想。
再说基础设施。截止1937年底，全国建好的公路才81948公里，其中近45%的公路在闽粤两省；全国有铁路26937公里，主线21389公里，支线5548公里，其中近59%的铁路在闽粤两省。
再说教育。全国拥有各类大学89所，在校学生249800人；拥有高级中学981所，在校学生约60万；拥有初级中学2509所，在校学生约180万人；全国有各类小学12800余所，在校学生450万人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2%，其中女童入学率约为2%。
再说工业。1937年底（不含闽粤），全国产钢32933吨，产生铁98560吨，产煤399万吨；全国拥有城市产业工人277万人；全国工业增加值仅为亿华夏元。
再说民生。全国处于赤贫状态的失地农民约有亿人，2750万户；城市无恒产者无正常工作者5800万人；全国拥有各类孤儿约1000万人；每年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孤儿就高达200万人。
最高监察院于佑任的汇报更是一点也不留情面。政府官员贪鄙成风，几乎很难找到不贪污之官员；少数不法商人与政府勾结，大发国难财，造成新的社会动荡；暗杀、绑架等案件层出不穷；土匪多如牛毛。最后，于佑任决然地说道，“这种情况，如再不加以改变，不要说列强侵略，就是民国自己也将把自己埋葬！”
听到这里，蒋介石脸色一变。这些，可都是他的“政绩”呢。
最高法院院长吴经熊到是没提出什么钱的问题，而是盯在“人”的问题上毫不动摇。吴经熊说，全国目前拥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才不过1000余人，而要做到每个县级法院至少一个法官，每个县至少2个律师的话，全国至少需要5万法律专业人才。
……
总统府汇报会议结束之后，武爱华恍然一算，入主南京担任这个总统竟然差不多已经三个月了，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总统当得很憋屈，每日都很忙，但除了军队上的事情之外，却毫无建树。即便恍然一悟有武爱华，面对民国这付烂摊子，也不知从何着手。因为，在国防军时代，武爱华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，下面的人执行就行，可当了总统，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所做的一切决定，都要于法有据。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皮不断，武爱华很不适应。
不过，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。
国防部长钟守富，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，各人能力可能偏下，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。在双十节过后，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，包括“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”与“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”，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，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，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。
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，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，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。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，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，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，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，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，因此，他的报告最先通过，最先获得财政拨款。
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，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。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，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。
譬如，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，曾经的“副委员长”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，其地位甚高，而这种地位，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，常常滋生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，他很不服气。于是，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，反复阅读，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，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。
第一个不同，在工作目标制定上，警察总署的报告，只有一个总的目标；而国防部的报告，除了总目标之外，还有很多分支目标、阶段目标。
第二个不同，警察总署的报告，说原则的多，说宏观的多；而国防部的报告，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，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，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，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。
第三个不同，则是落脚点不同，警察总署的目标，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，这本来是正确的，但却明显是不够的；国防部的目标，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、地方部队管理、征兵、海岸守卫等任务外，重点还在于人，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。
第四个不同，同样与“人才”有关，警察总署的报告中，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，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；而国防部的报告中，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、海岸警卫队官兵等，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，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，都罗列得很细。
分析出这些原因后，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。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，张学良开始取经。
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“守”字，但其性格并不保守，见张学良不耻下问，他立即脸色一震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张将军（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，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），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，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：换位思考！”
“换位思考？”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。
“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。”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，“在红军独立支队、独立纵队时期，总统就要求我们：在做事前，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譬如在部队管理中，我们的管理制度针对的是士兵与中下级军队，那么，这样的制度士兵与中下级军队是否认同，是否喜欢？假如不喜欢，不认同，这种制度就有问题，因为即便执行下去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在部队中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士兵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为了士兵，一切依靠士兵，只有广大士兵说好才是真的好！而要制定出这样的制度，就不能站在高级军官的角度看问题，而要站在普通士兵的角度看问题。”
“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关心士兵生活疾苦，研究士兵思想与心理，维护士兵的基本权益。”
“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？”张学良大吃一惊，他也是带兵的人，可是，这样的话，又如何做到部队统一呢。
“这个，你可以去国防军原来的老部队问问。也许，张将军会担心到长官的权威、军令的执行等。事实上，这根本就不存在问题，在军令上，我们国防军同样认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价值理念，而且我们还提出了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要求。”
“那个，钟将军（钟守富为四星上将），你能不能为警察总署支个招？”张学良算是听懂了一些，但还没真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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