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84章 戚同文：书同文也
第2384章戚同文：书同文也
国家劝学育才，必求为我（我朝）所用，辅我（我朝）风教，设使（教授）皆明/经籍之旨，并练王霸之术。
使天下贤俊，翕然（一致）修经济之业，以教化为心，趋圣人之门，成王佐之器。
故臣以为……
傍晚时分，范仲淹连晚食都顾不上吃，一直呆在书房，颇有劄子不写完，不休息的架势。
纵观范仲淹过往的履历，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雎阳书院求学的那段日子。
雎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并成为北宋四大书院。
（PS：四大书院之所以出名，其根本原因还是天子的关注，白鹿洞书院于太平兴国（太宗）年间，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嵩阳书院于至道年间（太宗），得赐匾额‘太室书院’及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岳麓书院于咸平年间（真宗）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，大中祥符年间又得御赐匾额
雎阳（应天）书院于咸平年间得赐匾额
皇权社会嘛，天子就是最大的变数，其他书院不是不够优秀，只是名声不显，只在当地有名，如岳麓书院，是在得御赐匾额后，才闻名天下的）
因此，范仲淹上书的劄子，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参照雎阳书院得来的。
不过，雎阳书院现在应该称‘应天书院’。
雎阳书院坐落于宋州宋城县，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宋真宗感念宋州是太祖的‘龙兴之地’。
于是下诏将宋州升格为‘应天府’，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），应天府再次升格，成为大宋的陪都，始称‘南京’。
雎阳书院的前身为南都学舍，创立于后晋（五代936-946）时期，由当地的名士杨悫（que四声）创立。
起初，南都学舍只是一间很小的私塾，直到得到了当时的某位官员资助，这才日益发展起来。
同时，南都学舍也继承了唐代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，建起了一间藏书千余卷的藏书楼。
（类比到现在，大概相当于藏书百万的大型图书馆）
不过，真正令南都学舍闻名天下的乃是杨悫的弟子——戚同文。
戚同文生于唐末，彼时天下烽火不休，位于中原腹地的南都学舍，更是四战之地。
有感于天下动荡，生灵涂炭，戚同文不愿出仕为官。
当然，戚同文的内心是渴望一统的，因为国家一统，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其实，戚同文本名并不叫‘同文’，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，其中的含义也很直白。
同文取自‘书同文’。
在戚同文的掌管下，雎阳书院先后登第五六十人，其中最知名的登基者当是淳化三年的状元孙何。
（PS：这个是指书中的时间，现在的范仲淹还没有闻名天下）
自此，雎阳书院名动天下。
虽然范仲淹求学时，戚同文已然故去，但书院中的绝大多数规章制度皆是戚同文留下的。
而戚同文亦是对范仲淹影响最大的那个人。
雎阳书院的学风便是‘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’（出自孟子），这也是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源头。
毫无疑问，范仲淹绝对是雎阳书院最杰出的弟子，他继承了戚同文的遗志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
月上中天，范仲淹终于停下了笔触，一封兼具文辞和实用的劄子，新鲜出炉。
在这份劄子里，范仲淹由浅入深的概述了一间官学该如何运作。
首先，最重要的当是山长（院长）。
蛇无头不行，一个好的山长，足以为一座书院定下成功的基础。
其次，山长终究只是一个人，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，理应配上几名助教，协助山长打理书院日常的杂物。
同时，教授的人员也很重要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最后，杂役人员虽然很不起眼，但一所书院能不能行之有道，离不开门房、斋夫、火夫等人的协助。
当然，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。
一所书院，除了良好的制度，还离不开财力物力。
没有经济基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
在这一点上，范仲淹借鉴了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的经验，提出创立‘学田’制度。
由朝廷赐下学田，然后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耕种，其中的产出主要用于维系书院的开支。
官方赐予学田，并不是无例可循的。
早在南唐时期，白鹿洞书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资助，是学田制度最早的雏形。
同样的，应天书院的部分学田，亦是由宋廷亲赐。
如今，范仲淹只是将其单独提出，希望朝廷能够以两大书院为例，推行天下。
毕竟，田地是固定资产，有了田地，书院才能立下基业，不用寄希望于富户偶然的馈赠。
劄子的最后一项内容，是关于藏书的，这也是范仲淹着重提及的一点。
他建议，最好是朝廷牵头，由朝廷同一刊印官方教材。
书同文，亦是戚同文的本意。
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议，倒不是为了什么‘道统’，仅仅只是为了让贫寒子弟的科举之路，多上几分希望。
大宋三百多个州府，不是每一处都有应天书院那样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很多偏僻的地方，甚至连书籍都有错漏。
圣人之书，微言大义，一字之差，或许便是南辕北辙。
读着错误的书，即便读书之人天纵奇才，又有何用？
这一点，范仲淹深有体会。
幼时，他读过不少错漏版，以及老版的经义，直到去了应天书院求学，他才窥见真言。
为了矫正过去的错误，他花费了至少十倍的时间。
经明以道，文以通理，错漏之书，不应成为寒门子弟科举之途上的绊脚石。
唯有身受，才能感同。
为此，他不惜冒险上言‘书同文’。
道统之争，最是血腥，不论哪个学派，都希望成为显学，如果能得到朝廷的背书，该学派必定一飞冲天。
范仲淹很清楚这份劄子会掀起怎样的巨浪，为了获得‘话语权’，各大学派必然‘不死不休’。
而身为这件事的挑动者，他又岂会置身事外？
群起而攻之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他在雎阳书院求学的事，又不是什么秘密，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，除了雎阳学院出身的，其他学派很可能对他聚而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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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范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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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劝学育才，必求为我（我朝）所用，辅我（我朝）风教，设使（教授）皆明/经籍之旨，并练王霸之术。
使天下贤俊，翕然（一致）修经济之业，以教化为心，趋圣人之门，成王佐之器。
故臣以为……
傍晚时分，范仲淹连晚食都顾不上吃，一直呆在书房，颇有劄子不写完，不休息的架势。
纵观范仲淹过往的履历，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雎阳书院求学的那段日子。
雎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并成为北宋四大书院。
（PS：四大书院之所以出名，其根本原因还是天子的关注，白鹿洞书院于太平兴国（太宗）年间，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嵩阳书院于至道年间（太宗），得赐匾额‘太室书院’及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岳麓书院于咸平年间（真宗）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，大中祥符年间又得御赐匾额
雎阳（应天）书院于咸平年间得赐匾额
皇权社会嘛，天子就是最大的变数，其他书院不是不够优秀，只是名声不显，只在当地有名，如岳麓书院，是在得御赐匾额后，才闻名天下的）
因此，范仲淹上书的劄子，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参照雎阳书院得来的。
不过，雎阳书院现在应该称‘应天书院’。
雎阳书院坐落于宋州宋城县，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宋真宗感念宋州是太祖的‘龙兴之地’。
于是下诏将宋州升格为‘应天府’，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），应天府再次升格，成为大宋的陪都，始称‘南京’。
雎阳书院的前身为南都学舍，创立于后晋（五代936-946）时期，由当地的名士杨悫（que四声）创立。
起初，南都学舍只是一间很小的私塾，直到得到了当时的某位官员资助，这才日益发展起来。
同时，南都学舍也继承了唐代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，建起了一间藏书千余卷的藏书楼。
（类比到现在，大概相当于藏书百万的大型图书馆）
不过，真正令南都学舍闻名天下的乃是杨悫的弟子——戚同文。
戚同文生于唐末，彼时天下烽火不休，位于中原腹地的南都学舍，更是四战之地。
有感于天下动荡，生灵涂炭，戚同文不愿出仕为官。
当然，戚同文的内心是渴望一统的，因为国家一统，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其实，戚同文本名并不叫‘同文’，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，其中的含义也很直白。
同文取自‘书同文’。
在戚同文的掌管下，雎阳书院先后登第五六十人，其中最知名的登基者当是淳化三年的状元孙何。
（PS：这个是指书中的时间，现在的范仲淹还没有闻名天下）
自此，雎阳书院名动天下。
虽然范仲淹求学时，戚同文已然故去，但书院中的绝大多数规章制度皆是戚同文留下的。
而戚同文亦是对范仲淹影响最大的那个人。
雎阳书院的学风便是‘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’（出自孟子），这也是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源头。
毫无疑问，范仲淹绝对是雎阳书院最杰出的弟子，他继承了戚同文的遗志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
月上中天，范仲淹终于停下了笔触，一封兼具文辞和实用的劄子，新鲜出炉。
在这份劄子里，范仲淹由浅入深的概述了一间官学该如何运作。
首先，最重要的当是山长（院长）。
蛇无头不行，一个好的山长，足以为一座书院定下成功的基础。
其次，山长终究只是一个人，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，理应配上几名助教，协助山长打理书院日常的杂物。
同时，教授的人员也很重要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最后，杂役人员虽然很不起眼，但一所书院能不能行之有道，离不开门房、斋夫、火夫等人的协助。
当然，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。
一所书院，除了良好的制度，还离不开财力物力。
没有经济基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
在这一点上，范仲淹借鉴了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的经验，提出创立‘学田’制度。
由朝廷赐下学田，然后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耕种，其中的产出主要用于维系书院的开支。
官方赐予学田，并不是无例可循的。
早在南唐时期，白鹿洞书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资助，是学田制度最早的雏形。
同样的，应天书院的部分学田，亦是由宋廷亲赐。
如今，范仲淹只是将其单独提出，希望朝廷能够以两大书院为例，推行天下。
毕竟，田地是固定资产，有了田地，书院才能立下基业，不用寄希望于富户偶然的馈赠。
劄子的最后一项内容，是关于藏书的，这也是范仲淹着重提及的一点。
他建议，最好是朝廷牵头，由朝廷同一刊印官方教材。
书同文，亦是戚同文的本意。
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议，倒不是为了什么‘道统’，仅仅只是为了让贫寒子弟的科举之路，多上几分希望。
大宋三百多个州府，不是每一处都有应天书院那样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很多偏僻的地方，甚至连书籍都有错漏。
圣人之书，微言大义，一字之差，或许便是南辕北辙。
读着错误的书，即便读书之人天纵奇才，又有何用？
这一点，范仲淹深有体会。
幼时，他读过不少错漏版，以及老版的经义，直到去了应天书院求学，他才窥见真言。
为了矫正过去的错误，他花费了至少十倍的时间。
经明以道，文以通理，错漏之书，不应成为寒门子弟科举之途上的绊脚石。
唯有身受，才能感同。
为此，他不惜冒险上言‘书同文’。
道统之争，最是血腥，不论哪个学派，都希望成为显学，如果能得到朝廷的背书，该学派必定一飞冲天。
范仲淹很清楚这份劄子会掀起怎样的巨浪，为了获得‘话语权’，各大学派必然‘不死不休’。
而身为这件事的挑动者，他又岂会置身事外？
群起而攻之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他在雎阳书院求学的事，又不是什么秘密，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，除了雎阳学院出身的，其他学派很可能对他聚而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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